摘要 基于多源流理论及多维贫困理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扶贫相关政策进行梳理，从器物、精神文化与经济生活等不同层面解读体育扶贫的实践进程，探讨体育扶贫政策变迁的动力源流，剖析不同阶段体育扶贫政策及实践举措的价值追求，目的是揭示体育扶贫政策及实践演进特征，推进新时代体育扶贫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认为，体育扶贫政策及实践演进具有如下特征：加强党的领导是体育扶贫能够发挥助力的坚强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体育扶贫政策实践始终贯穿的导向；对体育扶贫价值认识不断提升，逐步形成多部门协同机制；从器物层面帮扶，逐渐转向经济生活、体育权利与精神文化扶贫并重；从消除经济生活绝对贫困转向扶持体育健康权利相对贫困。新时代体育扶贫的价值追求将逐渐从经济价值转向本体价值，追求体育健康权利的公平正义，为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发展和健康中国而奋斗。
文 | 夏成前，吴德州，杨小明，乐钟远
（《体育与科学》2022年第6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总结了新时代十年来，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其中之一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必要回顾体育扶贫政策及实践举措的演进历程，探讨体育扶贫政策变迁的动力源流，辨析不同阶段体育扶贫的目标与价值追求，揭示体育扶贫政策变迁的演进特征，以便总结经验，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减贫理论，推进新时代体育扶贫的可持续发展，巩固脱贫成果、减少相对贫困，维护体育权利公平，缩小城乡差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扶贫政策变迁的分析是一种解释性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形成了多源流理论和间断均衡理论等影响较大的分析框架。多源流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问题，但不是每个问题都引起政府的重视，焦点问题构成了问题源流。那些能解决问题、预算合理、公众接受的政策提案或观点才会得到政府重视并进入决策议程，构成了政策源流。而国民情绪、利益集团及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构成政治源流，能推动或延缓政策议程的进行。金登认为，由于多种因素产生的共同作用才使得一个政策项目提上议程，而不是其中一条源流单独作用的结果。问题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变化都可以为我国扶贫政策变迁提供依据，同时各阶段的扶贫政策变迁都会受到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待解决问题变化、领导人执政理念、政策效果反馈、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构成的扶贫政策变迁动力模式。多源流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扶贫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间断-均衡理论认为政策过程中遵循较长时期的稳定和突然的变迁。间断均衡分析框架建立在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基础之上，有限的注意力和注意力转移是公共政策稳定平衡或突变的基本原因。本研究认为，我国的体育扶贫政策内容在器物、精神文化及经济生活等层面间断演化，并在这些层面逐渐扩展、弥散，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体育扶贫政策。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对贫困的定义，贫困并不只表现为物质层面的短缺，在更深层面，贫困意味着权利和机会的丧失，缺乏有效参与社会的基本能力，无法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被排斥在群体生活之外，被剥夺福利状态。据此，多维贫困理论一般将贫困划分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心理贫困等多维贫困类型。贫困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机会、权利、自由等社会核心价值没有得到充足的供给保障。扶贫政策的根本价值追求是消除不平等，使全社会达到公平正义状态。罗尔斯认为，正义是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李兴洲认为，贫困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社会民生问题，其实质反映了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国家颁布的教育扶贫、文化扶贫、体育扶贫等政策措施，其主要价值追求是确保贫困地区人群有同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或享有体育文化健康等权利。对应于体育领域的“多维贫困”，体育扶贫的政策及实践举措也呈现多样化的价值追求。薛明陆认为“保障居民体育参与自由权是体育扶贫终极目标”。因此，体育扶贫是指“国家通过实施特别体育政策，保障贫困地区公民享有现实的体育权利达到或接近全国同等水平”。这类研究从体育设施完善的角度，将体育扶贫价值理解为追求公共体育服务的权利平等。还有人认为，体育扶贫目标是“实现贫困地区体育基础设施和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完善”,体育扶贫是“对缺少体育设施的贫困地区进行体育设施供给、对缺少体育教育资源的地区进行体育教育扶贫”。上述体育扶贫举措都可归结为对贫困地区及贫困人群体育权利与体育器物层面的扶持。然而，在经济困难还未解决的情况下，体育扶贫并不能只关注体育之贫，还应借助体育手段，扶持经济生活之贫。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了《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体育扶贫不再局限于行业内部的小格局，而是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中去，目的是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进程。有学者将体育扶贫概括为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的体育手段、体育行为的集合以及实施这些行动的过程。还有人认为，体育扶贫是通过开发贫困地区自然资源、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将打造特色赛事活动与体育产业扶贫结合，以体育旅游助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这类观点的深层理念是从经济扶贫的角度，通过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搭建，以体育赛事承办和体育特色开发等为载体，以体育产业发展为核心，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和健康水平。上述观点表明，体育扶贫观念逐渐突破“体育贫困”的局限而外溢，试图通过体育扶贫，帮扶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改变穷困落后面貌，助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等多个层面摆脱贫困。因此，体育扶贫的价值追求最终指向“人的贫困”。马克思认为，人的贫困具有多重表征，包括生产资料、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贫困等。体育扶贫目标是帮扶解决基础设施层面、经济生活层面、精神文化层面的困境，在物质与精神领域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现有的文献梳理表明，1994年之前还没有出现“体育扶贫”的概念，1994年国家体委响应国务院“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号召，对山西省繁峙县开展定点扶贫，因此体育扶贫的历史应该从1994年开始。还有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分体育扶贫的历史进程，这表明学者们注意到农村改革开放进程中体育帮扶的积极作用。以标志性政策文件或重大变革时间为关键节点，吴飞将我国体育扶贫政策变迁历程划分为酝酿起步阶段（1949—1977）、渐进变迁阶段（1978—2012）以及之后的内涵发展阶段。肖坤鹏将体育扶贫政策变迁分为“体制扶贫”阶段(1979—1985)、“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7)、“精准扶贫”阶段(2013—2020)，但在1994年前的体育政策，其主要目标并不是指向体育扶贫，而是规划农村体育的顶层设计、制定农村体育的工作方针。黄君洁认为，体制改革和输血式扶贫阶段，体育扶贫政策相对缺失。可见，在1994年之前，并没有出台体育扶贫的显性政策，因此体育扶贫政策变迁也就无从谈起。体育扶贫政策变迁历程表明，体育扶贫绝不局限于帮扶“体育贫困”，而是借助体育手段和独特优势，帮助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摆脱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之贫。体育场地器材的扶贫，只是体育扶贫的起点。借助体育手段，利用体育优势，助力脱贫攻坚，是从“扶体育之贫”，走向“以体育扶贫”。等到经济生活的绝对贫困消除之后，体育扶贫将着力解决体育领域自身的相对贫困，追求体育权利的平等共享，继续扶持精神文化之贫，同时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推动乡村振兴、丰富乡村文化发挥积极作用。
自1994年国家体委响应《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在山西对口帮扶，体育扶贫政策陆续出台。本文选取与体育扶贫密切相关的国家层面扶贫文件来分析中国农村体育扶贫政策的演进。依据不同时期政策文献及体育扶贫实践资料，将体育扶贫相关政策演进划分为4个阶段。
3.1 体育扶贫初级阶段（1994—2004）
1994年国务院发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号召政府各部门分别制定本系统的扶贫攻坚实施方案，在资金、技术上向贫困地区倾斜。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国家体育总局开始在繁峙开展定点扶贫工作，倡导“突出体育扶贫，扶出体育特色”方针，侧重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体育教育帮扶等内容。这反映体育扶贫初级阶段，体育部门努力想把体育与扶贫工作相结合，既完成体育领域工作，又达成扶持贫困的目标。1995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与此相配套的“全民健身工程”以及“雪炭工程”的实施对于改善农村贫困地区体育场地设施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时期体育帮扶以支持“老少边穷”地区为主，初步建立了体育对口帮扶的政策和资金保障体系。结合中西部贫困县实际需要，以体育设施支援为手段，开始政府体育部门定点扶贫的初步探索。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及体育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坚持体育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区域体育、城乡体育共同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体育事业的扶持力度。2004年“农村体育年”提出“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农民体育、农民健康和农民健身是“三农”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体育三下乡”是农村体育年的主题活动，送场地器材、送体育活动、送健身知识是常见的体育扶贫举措。由此可见，体育扶贫初级阶段侧重体育领域薄弱环节的帮扶，还没有深入帮扶贫困群众，对体育扶贫目标及价值追求还处在探索阶段。3.2 助力新农村建设阶段（2005—2011）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新农村的物质条件，培养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这一阶段的体育扶贫，延续帮扶基础设施，进而帮扶新农村的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等问题。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强化政府对农村的体育公共服务，引导农民建立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改善广大农民体质健康状况，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指出农村体育工作的重点已从县逐步转移到乡镇，具备延伸到村庄的条件。应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机遇,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促进农村体育事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方式改善。这一阶段的体育扶贫延续送体育器材、送体育文化等初级阶段内容，体现体育扶贫政策的稳定性。《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5〕27号)，《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07〕21号)，国家体育总局和文化部、农业部《关于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农村体育工作的意见》，这些政策文件都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改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条件，提高体育文化服务能力，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3.3 助力精准扶贫阶段（2012—2020）
2012年之后中国大扶贫格局进入精准帮扶阶段。体育扶贫侧重点从基础设施转向产业帮扶，切实解决帮扶对象经济生活贫困。用间断均衡理论解释，体育扶贫政策开始向更高层面跃迁。《国家体育总局定点扶贫开发工作规划（2012年—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十三五”时期定点扶贫工作方案》，把稳定解决温饱、实现脱贫致富作为体育扶贫首要任务，发挥体育行业优势，着力在体育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致富等任务基础上，促进定点扶贫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该阶段体育扶贫政策更加侧重帮扶经济与生活贫困，大量出现体育赛事扶贫、体育产业扶贫，借助体育手段解决生活之贫。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要求发挥体育带动效应，通过引进体育赛事、发展体育产业、援建基础设施、开展大众健身等助力脱贫，在贫困地区构建“体育+”或“+体育”发展模式，营造精准扶贫、体育助力的局面，促进体育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3.4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2021— ）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这一时期的体育扶贫侧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做好后续帮扶，借助体育特色产业加大就业和产业扶持力度，继续完善农村乡镇公共体育设施，建立城乡公共体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提升农村社区体育治理能力。因此进入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体育扶贫转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当生活层面绝对贫困消除以后，体育领域相对贫困依然存在，因而要持续推进体育扶贫，回归体育扶贫本体价值，强化体育权利和精神文化层面扶持，让人民群众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政策变迁的本质是追求公平、公正、均衡和可持续，让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在体育扶贫的不同阶段，其政策目标及价值追求也有所不同。在体育扶贫初级阶段，目标侧重于扶持体育场地器材的贫困状态；在助力新农村建设阶段，体育扶贫既注重基础设施层面，还积极帮扶乡风文明建设；在助力精准扶贫阶段，利用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发展体育旅游和体育赛事产业，帮扶消除经济绝对贫困；在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体育扶贫主要侧重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时着力解决体育相对贫困问题，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努力实现乡村基础设施层面、经济生活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多方位的全面振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扶贫工作的总体目标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无论是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体育扶贫，不同领域的扶贫，其最终指向都是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落后面貌，让全国人民共同步入小康社会。国家体育总局《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也明确指出，实施体育扶贫工程，目的是推动体育工作与扶贫工作深度融合，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进程。因此体育扶贫的最终价值追求，并非解决体育领域狭隘的“体育贫困”，而是指向生活贫困和权利公平，即通过体育途径，帮助贫困居民逐渐摆脱精神文化和物质生活贫困，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实现人的健康与幸福发展。
回顾体育扶贫政策及实践进程，可以发现体育扶贫实践价值追求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器物层面，通过扶持健身场地设施助力健康扶贫，保障体育权利的公平性，为实现生活脱贫奠定健康基础；二是精神层面，通过体育文化活动扶志以助力精神和文化层面脱贫，为解决生活贫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三是经济生活层面，通过发展体育产业、举办体育赛事、推动体育旅游等途径，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援建贫困地区体育场地和基础设施，是体育扶贫政策常见的基本内容。它能将扶贫与体育部门本职工作紧密结合，既有利于体育事业发展，还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既能对贫困地区起到帮扶作用，又解决了体育领域自身的短板和“体育贫困”。例如国家体育总局立足体育抓扶贫，大力推进繁峙、代县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两县70%以上的行政村都配备了体育设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9平方米，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基础。自1995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通过实施全民健身路径工程、援建老少边穷地区的雪炭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推动贫困地区体育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将体育场地建在广大农民身边。乡村的体育场所、健身器材越来越多，各类健身活动日渐增加，农民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雪炭工程与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可谓雪中送炭，对改善贫困地区体育场地设施、提振贫困群众精神面貌、助力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体育援疆援藏在体育扶贫进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壮阔画卷，值得后人铭记。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出台“关于支持促进新疆西藏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十二五”时期投入3.98亿元，援助西藏新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体育部门大量资金及体育设施投入，有力地支援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脱贫攻坚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扶贫先扶志。体育在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提高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摆脱贫困文化困扰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体育扶贫政策从最初的器物层面逐渐加大精神文化层面的扶持力度。4.2.2.1 开展体育文化活动，形成健康生活方式通过体育促进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充分发挥体育在提振脱贫攻坚精神中的作用和功能，是体育扶贫政策常见的内容。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着力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使人民在体育参与过程中增强体育意识，享受体育乐趣，提升幸福感，做到体育发展为了人民，体育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国家体育总局在定点扶贫的繁峙和代县大量组织各类体育活动，掀起群众体育活动的热潮，用健康身体和拼搏意识脱贫奔小康。体育部门利用体育扶贫政策，弥补乡村体育短板，让体育活动在农村扎根，让健身活动融入乡村百姓生活，注重体育精神文化层面的帮扶，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开展体育支教，送健身知识和方法下乡，也是体育扶贫经常性的政策内容及实践举措。体育部门以及体育院校选派体育明星和大学生志愿者赴农村开展体育支教服务，通过巡回教学、示范教学等方式指导乡村体育教师提升教学能力，让贫困儿童感受体育精神，享受体育快乐。国家体育总局在繁峙援建中小学83所，帮扶贫困学生3500多名，捐赠体育器材11.2万件，图书12万余册，定向补充农村书屋及中小学图书室。体育支教有力地推动了帮扶地区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提升贫困地区体育教育及管理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扶贫离不开资金的扶持。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地方支持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有关事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指导体育部门以及体育社会机构援助各类体育基金、体育彩票公益金，为体育扶贫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扶持。自2001年起，国家体育总局共投入体彩公益金21亿多元，在老少边穷地区援建体育设施项目，惠及28个省（区、市）上千个县（市、区）。在贵州遵义，2016年至2020年共有1.08亿元体彩公益金用于助力贫困村镇体育事业发展。体育系统援助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贫困地区产业培训、兴学助教、文体设施和民生工程等帮扶工作，让贫困群众共享体育扶贫成果，为脱贫攻坚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产业兴旺，贫困人口收入才能稳定增长。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及各级体育局颁布的一系列实施政策，鼓励各地区依托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特色资源，推动“体育赛事+乡村旅游+特色农牧渔”等融合体育元素的产业形态，发展体育特色产业，助力脱贫攻坚。按照“打造精品赛事、助力脱贫攻坚”的工作思路，国家体育总局分别在繁峙、代县举办了多项大型赛事。雁门关国际骑游大会、“奥跑中国”大众路跑全国系列赛已连续举办多年，为两县积聚了人气，吸引了各地游客，带动经济增速发展，触发了“体育+文化+旅游”的体育扶贫新模式。广西马山依托大型赛事和攀岩特色体育小镇建设，全县体育旅游产业实现井喷式发展，2019年旅游总消费达到44.42亿元，2016—2019年通过旅游业脱贫16500多人。体育部门坚持“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精打体育特色牌，以赛兴旅助推赛事经济，促进体育特色产业与乡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形成体育扶贫大格局。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脱贫攻坚阶段的体育扶贫政策，指导体育部门利用体育特色产业和赛事活动，大力开展劳务协作，就业扶贫成效明显。体育总局坚持“惠民、急需、环保、可持续发展”四项标准，引进扶贫企业，解决当地贫困群众就业问题。广东省体育局结合体育赛事组织村民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利用各类赛事、训练基地及体育场地设施管理机制，提供适合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广西马山县确立了“体育+文旅+扶贫+县域经济”的扶贫政策，为贫困户带来就业机会，形成“村村有产业、处处有景点、人人搞旅游”的全域旅游格局。赛事产业及体育旅游基地培训安置了大量贫困人口就业，推动能力扶贫、就业扶贫，为摆脱贫困提供机会。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全党全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有所改善，但教育文化体育领域的落后状况仍然亟待转变，农村体育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区域不平衡、贫困地区体育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等问题，构成了体育扶贫政策变迁的问题源流。据1985年调查，全国县体委每年体育事业费达到全县人均一角钱的只有568个县，大多数县在两三分钱左右。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期待政府部门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建设具有阵地作用、示范作用、渗透作用的农村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有一场两室（篮球或排球场、乒乓室和棋类室）的基本需求。广东、江苏、天津等地调研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物质生活基本达到温饱水平，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日益迫切。1985年起在全国范围开展争创体育先进县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推动县级体育工作由“虚”变“实”，在场地设施、竞赛次数、参赛人数等方面，有了较大变化，建有“两场一池一房”的县（市、区），由1982年的11个县增加到1992年的442个县，但与县域广大人群的需求相比，依然有较大的差距。1996年国家体委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县级体育事业的意见》，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农村体育场地设施严重短缺等问题，明确指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是城镇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必需的基本条件，要切实解决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场地设施问题。同时提倡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体育活动，提高农民身体素质，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为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体育文化的落后状态，形成了体育扶贫政策变迁最初的问题源流。国家颁布实施的各类扶贫政策构成了体育扶贫政策变迁的政策源流。1994年国务院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包括体育系统在内的政府各部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资金、物资、技术上向贫困地区倾斜，并提出20世纪后7年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奋斗目标：一是到2000年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条件；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改变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落后状态。第一个目标是经济生活层面脱困，第二个目标指向器物与权利层面的公平正义，第三个目标追求精神文化的脱贫，因此体育扶贫相关政策演变也紧紧围绕这几个层面。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平衡区域体育发展格局，继续实施援建全民健身设施的“雪炭工程”，并要求各级政府重视体育设施建设，建设好群众健身场地，方便群众就地就近参加体育活动。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新农村的物质条件。这些政策举措强化了器物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体育扶贫政策演变。2012年中国扶贫进程迈入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的体育扶贫政策文件开始更多关注经济生活层面的帮扶。《国家体育总局定点扶贫开发工作规划》《国家体育总局“十三五”时期定点扶贫工作方案》《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积极倡导体育产业扶贫、体育赛事扶贫、体育旅游扶贫等，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体育比赛、体育综合体、体育特色小镇、体育旅游品牌开发和项目建设，在贫困地区构建“体育+”或“+体育”的造血式扶贫模式，体育扶贫政策从最初的器物层面向体育权利、精神文化、经济生活等多维格局全方位扶贫转变。多源流理论认为，政治源流的变化同样能够开启政策之窗，为政策变迁提供机会。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动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体育扶贫政策变迁的政治源流。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明确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同志认为全民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才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些理念深刻影响了扶贫政策的变化，1994年国务院《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对口帮扶山西繁峙等政策举措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台。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帮助贫困农民改善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劳动者素质。胡锦涛同志指出要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合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施精准扶贫，改变贫困群体的思想意识，提高贫困群体自身的脱贫能力，不仅在物质上脱贫，更要从思想上脱贫。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构成了扶贫政策变迁的政治源流，为发挥体育特色优势助力经济生活、体育权利、精神文化等层面扶贫指明了政治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扶贫实践中，“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等指导思想与价值观念，始终贯穿在扶贫政策与实践中，也为体育扶贫政策演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体育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等领域扶贫政策在助力扶持经济贫困的同时，特别注重教育权、健康权或文化娱乐权利的公平性，试图解决体育和文化的城乡差异与贫富差别，追求权利和机会的公平与正义，重视对人内在动力与能力的培养，并与其他扶贫方略协调互动，才能最终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6.1 加强党的领导，是体育扶贫能够发挥助力的坚强保障回顾1994年以来的体育扶贫政策变迁及实践进程，大量事实证明，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繁荣发展，体育也不可能在伟大的扶贫实践中发挥有效的助力作用。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接续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仍然要坚定不移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发展农村体育，推进乡风文明，防止乡村返贫并进一步缩小相对贫困，助力乡村经济、文化、健康等方面的全面振兴，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生活需求。6.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体育扶贫政策实践始终贯穿的导向我国体育扶贫政策与实践具有突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取向。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体育扶贫政策及实践举措都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内在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体育扶贫完善贫困地区体育基础设施，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振贫困群体脱贫志气和信心，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扶贫。做到体育发展为了人民，体育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6.3 对体育扶贫价值认识不断提升，逐步形成多部门协同机制体育扶贫政策与实践对体育扶贫价值认识存在不断深入和提升的过程，体育扶贫也是多部门协作配合共同努力的过程。不同部门政策制定者和扶贫实践者逐步认识到体育扶贫不仅局限于器物层面，在扶持精神文化层面及经济生活层面也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地方政府对体育扶贫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对体育扶贫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体育扶贫多部门协同和激励机制逐步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体育扶贫，凝结成利益共同体，汇聚成体育扶贫的整体合力。6.4 从器物层面帮扶，转向经济生活、体育权利与精神文化扶贫并重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体育扶贫政策及实践价值追求各有不同，但总目标服从国家大扶贫格局。体育扶贫部门逐步跳出本领域的局限，在帮扶体育器材和基础设施之外，拓展体育扶贫价值，开发多样化扶贫内容，解决经济生活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贫困，扶贫又扶志，经济扶贫、权利扶贫、能力扶贫和精神文化扶贫并重，在深层次消除贫困文化，追求体育权利和机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发展。6.5 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扶持体育健康权利相对贫困，回归体育扶贫本体价值体育扶贫的本体价值在于追求体育与健康权利的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体育扶贫的衍生价值外溢为经济扶贫、能力扶贫、精神文化扶贫等方面。消除了经济与生活层面的绝对贫困，体育扶贫政策的关注点将会更多地转向体育健康权利和精神文化的相对贫困，回归体育扶贫本体价值，促进人的健康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美丽乡村和健康中国而奋斗。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应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消除了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体育扶贫进程的结束。随着经济生活层面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广大人民群众在体育健康权利与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将会愈加凸显。体育扶贫部门应避免松懈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摘帽不摘帮扶，脱贫不脱责任，确立“扶上马送一程”的工作思路，建立体育扶贫政策实践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调动体育、文化、旅游等多部门协同参与，解决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保障体育扶贫在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接续乡村振兴进程中依然发挥积极作用。
原文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刊于《体育与科学》2022年第6期，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夏成前，吴德州，杨小明，乐钟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扶贫政策变迁及实践演进特征[J].体育与科学，2022,43（06）：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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